1911 浏览 张家界花灯是一种非常有趣、极具民族特色的地方性小戏曲。每逢春节，张家界各乡各村的花灯队伍便云集城里，每到一处，登台演唱，会引来千百群众围观，一人唱，万人和。台上演员全身投入，台下观众如痴如醉，笑声不绝，有如着魔一般。
既然花灯在张家界如此深入人心，根深蒂固，魅力无穷。那么，它和全国性的花灯有没有什么渊源关系呢？它又是怎样在该地生根、发芽并壮大的呢？
花灯，古指元宵的张灯结彩，是全国性的；今指春节的花灯歌舞和花灯戏，是地域性的。
古时花灯，少有人为表演，而是扎灯树、灯山、灯楼、灯棚等等，并饰以各种形态的灯物。观灯，主要指观赏五颜六色的灯山、灯树等。正月十五观花灯，这在我国是普遍盛行的风俗。正月十五从古以来，就被命名为观灯节、燃灯节或元宵节。
唐代，是花灯兴盛时期；宋代的花灯，更是城乡普及，常以张挂花灯引来“歌舞百戏”，民间艺术亦前来凑兴表演，可见，宋时花灯已颇具今日花灯之雏形；清朝，花灯迈上了一个新台阶。且此时花灯概念的重心，已从大规模的张灯结彩向百戏杂陈、鼓乐满街延伸。
其实，就在明清时代，张家界的“歌舞百戏”也很盛行，并已由载歌载舞的花灯逐步形成具有一定故事情节的花灯戏了。据明万历《慈利县志》卷六《风俗》载：“望日，夜张灯于市，儿童笑歌戏舞，鼓声达旦，曰闹元宵。”清康熙二十四年《永定卫志》载：“元宵张灯，先后数日俗民多装故事，饰狮子、演花灯、沿门弄戏。”清同治《续修永定县志》卷六《风俗》音乐条载：“婚丧祭用鼓吹，其他间有梨园子弟，自外来者于城隍关帝等庙，演杂剧以酬神。”民间亦有伐鼓踏歌以娱农事之乐的记载：“农家力作，鼓歌兢出，熙熙然有击壤之风。”
纵观花灯史，历代皇帝都以此作为歌舞升平、与民同乐的一种形式而大力提倡，规模恢宏。
清末，由于太平军起义和列强入侵，花灯逐渐衰落，而兴起了一种规模不大，花费也不浩繁的双人花灯歌舞。张家界花灯，当指后者。由于这种花灯是一男一女双人歌舞，亦称“对子戏”。张家界花灯戏正是源于这种花灯歌舞，是集本地方文花灯、武花灯、高花灯之精华而形成并发展起来的。与此同时，半职业性的花灯戏班为了适应喜庆佳节、酬神还愿、庙堂集会的各种演出活动，积极发展本剧种技艺，同时学演阳戏、傩愿戏，形成了花、阳、傩三戏同台共班的特殊组织形式，故在张家界桑植县有“愿花灯”之说。
那么，张家界花灯究竟源于何时何地呢？又是如何传入的呢？经考证，有如下几种说法：
第一，故老相传，始于秦始皇修筑万里长城。民工由于夜以继日辛勤劳作，年长日久，人人弄得精疲力竭，工效不高，于是下旨，大搞文娱活动。当时有个工头名杨宏高，为了邀功，精心创作了一首“夫妻相爱”的词，另配上曲调，饰一男一女，穿上华丽彩衣，精饰精美的面容，再配上锣、鼓、钹等乐器，向民工演唱。民工得此罕见的小戏，精神大振，干劲十足，大大提高了工效。嗣后，不仅在白天闲时演出，且在夜间燃着五光十色的彩灯，尽情演唱。开始没有剧名，就按彩灯的美观，定名为“花灯”。花灯小戏就此传播开来。
第二，有人根据张家界花灯柔媚温婉的特色，说它来源于汉乐府民歌，尤其是其中的“吴声”。“吴声”以缠绵婉转、蕴藉含蓄而著称。白居易《忆江南》一词，讴歌了“吴酒一杯春竹叶，吴娃双舞醉芙蓉。“这娃双舞”似乎就是“对子戏”，有人认为，它与张家界花灯有一定联系。
第三，有人认为，花灯源于巴渝歌舞，张家界花灯从川东巴国故地——今鄂西一带土司区传来。理由是清同治初张家界（大庸）永定县令王日修在反复观看并研究了大庸花灯之后，做了一首土家竹枝词《小南京词》，是为佐证：
登台也喜唱南词，
一阕桃花感旧时。
可惜巴渝杂歌舞，
崑生妙谛未全窥。
这首词至少讲了两条线索：一是“南词”，二是“桃花扇”。据考，“南词”现流传于鄂西长阳、五峰、恩施一带，其源头可能是皇家宫廷音乐（南明王朝）；而“桃花”当指明末清初传入容美土司的孔尚任戏剧《桃花扇》。而定根土司区内的“南词”、“桃花”舞曲，既渊源于古代巴人民间音乐唱腔，又吸收了地方土家族的舞乐特色，故被称为“巴渝杂歌舞”。王日修认定大庸花灯就是一种“巴渝杂歌舞”，这恰恰符合大庸土家与鄂西土家同宗同源同支脉的民族源本融合之说。
第四，有人根据唐刘肃所撰《大唐新语》有关记载，认为它始于唐朝。说是唐玄宗时，太监高力士为取悦于杨贵妃，将两名宫女扮成一对男女，编些曲子，配以乐器载歌载舞，为贵妃凑兴。每年春节元宵佳节，明皇与民同乐，以后将这一小戏传入民间。
第五，有人根据唐段安节所撰《乐府杂录》有关记载，说花灯源于唐代的“花舞”。然花舞是多人舞，而对子戏花灯只有两人，由繁变简，理由不太充分。
细一分析，一说无从稽考，且与张家界花灯无必然联系。二说可知吴声对张家界文化影响较深，这与张家界花灯只是逻辑联系，而无史实可考，并不能证明“吴娃双舞”就是张家界花灯前身。四说五说似合情理，但仍无实据将它与张家界花灯挂起钩来。相比而言，三说最合情理。
那么，花灯究竟是什么时侯传入张家界的呢？有人提出是清咸丰、同治年间。理由是：据清朝同治八年（1869）《续修永定县志》卷六《风俗志》载：“岁时初三日后，城乡盛鼓吹，扮鱼龙、狮子、花灯诸戏。而初九曰上九，十三曰上元，十五元宵尤盛。”但这一记载不能证明花灯就是从这一时代传入。其实，县志内所说永定花灯习俗，是记述已经流传千古的古俗，就好比当今的志书记述仍流行于本土的风俗并不等于就是从当今起源一样。因此，花灯何时传入本土，又如何为本土民族接受，并发展成为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一直是个不解之谜。
花灯又是怎样传入张家界的呢？民间相传有四川和长沙两条渠道。笔者认为四川传入的可能性要大些。辰溪县可能是花灯从四川传入湘西的通道之一。清道光元年《辰溪县志》载：“庆元宵，有采茶歌及川调贵调之属，其词俚鄙，操土音。”这种在元宵上演的音“土”词“鄙”的川调贵调，与四川花灯特色极为相似。辰溪县有条辰溪河，源于贵州印江县，经铜仁入怀化麻阳，再经辰溪县向西北注入沅江。该县县志界定该县花灯属川调贵调，当源于四川贵州，由此传入相邻的凤凰、保靖、大庸（张家界）。另据花灯老人口传，清代晚期，张家界中湖乡有覃氏兄弟玉龙玉凤常去四川贩盐，途中见许多花灯演出，时间一长，学会了不少词、曲、调，回乡后收徒授艺，使花灯在张家界流传开来。
可见，由悠久的巴楚文化艺术渊源产生出多彩多姿的民间音乐歌舞，是孕育和哺养张家界花灯这一艺术奇葩的肥沃土壤。而且，张家界地处湘、鄂、川、黔边境要冲，为历代封建王朝（尤其是宋、元、明、清）设关筑隘、屯兵移军之处，人口流通频繁，四方艺人来往其间，无疑为张家界花灯的形成、发展、流传提供了有利条件。
综上所述，可知：花灯概念古今不同。以清乾嘉为界，前主要指灯饰灯物，辅以人表演，后主要指双人歌舞，辅以灯饰灯物。四川花灯由基于汉乐府和巴人古代乐舞相融合的巴渝歌舞演变而来，张家界花灯则由基于汉乐府的“吴声”化的土壤提供先天条件，从四川传入后，与梁山调甚而本土民间俚曲杂揉，既具“吴声”缠绵婉转的特点，又有梁山调地方俚俗淫糜的特点。
张家界灯词部分格调高雅，如《四季相思》、《牧童放牛》等，与宫廷花灯一脉相承，而且具有张家界地方色彩，反映了张家界人民的生活观、价值观、劳动观、爱情观。因此也可以这么说，张家界花灯是宫廷花灯流入民间，被人们吸收、改造，结合当地民族特色而形成的一种独具风格的民间艺术。
花灯作为一种民间艺术，它在张家界享有很高的知名度，与阳戏、气功并称为张家界“三绝”，可谓家喻户晓。无论是耄耋老人，顽皮小童，还是青壮男女，都能信口而唱。古语“凡有井水饮处，皆能歌柳词”，是赞颂柳永词之盛名的，这里套用一下，“（张家界）凡有井水饮处，皆能歌灯词”，毫不为过。那么，为什么这种下里巴人的歌舞小戏能在本地深深扎根并形成狂欢节一般的文化现象呢？笔者认为，这恐怕和它有如下几个特点是分不开的：
（一）娱乐性
花灯是民间艺术，多由农民或街巷市民自发组织，平日事农经商，春节期间，它才露面。初一至初三唱完出行灯，初四便可出门演唱，城里乡下，大街小巷，只要有主人，他们便拉开架势，粉墨登场。正月期间，人们都有求福求利的意识，都有娱乐消闲的思想，人们多以花灯登门为喜，很少出现主人打脸的尴尬场面。尤其是元宵那天，城里每年都要举行灯会，各路花灯纷纷出马，唱擂台赛，四乡农民涌进城里，人山人海，通宵达旦，犹如庆祝狂欢节。娱乐性是张家界花灯长盛不衰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地域性
花灯自传入张家界以后，经过长期加工演变、锤炼提升，已经成了本土民间最为喜闻乐见的表演艺术，它一直被众多的爱好者自觉传唱，深入城乡，且少能外渗。每逢春节，花灯演唱也只限于张家界本地，从不外出，这使它显得较为封闭，地域性很强。而很强的地域性更能让张家界人自我陶醉，终至成为一种地方文化经典而升值。
（三）大众性
花灯是大众性的事业。真正登台表演的，只有一旦一丑，但演员身边还有鼓师、锣师、钹师等六七人，演员台上载歌载舞。乐师们台下伴乐伴唱。一出花灯戏的完整表演，需要大众共同协作才能完成。另外，张家界人民有看花灯的嗜好，某些灯迷一见演唱《瓜子红》、《四季相思》等熟悉的曲目时，便情不自禁和乐而唱，于是乎就出现了一人唱万人和的热闹场面。大众参与意识也正是张家界人民对花灯感情深厚的一大原因。亦可见花灯在张家界有着相当深厚的群众基础。
（四）随意性
张家界花灯不同于京剧、越剧等大型正规剧种，它规模小，简便易行，勿需舞台布景，也勿需好大场地，商店柜台、街头小巷、临时露台即可表演。只要花灯队摆开架势，乐声一起，旦丑朱唇轻启，百姓马上会蜂拥而至，即兴捧场。甲地表演完毕，又可马上流动到乙地进行表演。而围观群众则又会潮水般追随而去，非常随意。
由于张家界花灯独特的艺术魅力，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各花灯流派的概念，因而成了一种足可与丽江东巴古乐、昆曲相媲美的民族民间艺术。
张家界是世界级的旅游热点，凭它那绝色的山水风光傲然于世。与此同时，张家界也应该大力炒作旅游文化，使山水资源与文化资源相得益彰。如果将张家界花灯艺术进行包装，精心打造，完全可以使它登堂入室，直接进入游客的视线，为旅游文化添辉增色，这对张家界旅游经济的提升将不无裨益。
参考文献
①《乾隆皇帝》卷十二，二月河著，长江文艺出版社。
②《湘西苗族实地调查报告》，石启贵著，湖南人民出版社。
③《湖北苗族》，龙子建等著，民族出版社。
④《湖北苗族》，龙子建等著，民族出版社。
⑤《鄂西民俗》，廖康清著，1993年《江汉论坛》（专刊）。
作者简介：金陵，1972年3月出生，女，土家族，张家界人，湖南省吉首大学文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民俗文化。
